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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王安石被罵八百年“小人”,不算冤枉 | 短史記

    100000+ 2018-09-21 13:01 短史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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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文 | 蘭臺


    自1908年梁啟超著《王荊公》一書,將王安石評為“三代以下,第一完人”,至史學界普遍接受“王安石是‘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’”的說法,王安石成為歷史正面人物、“名垂青史”的時間,不過短短百年。


    在更長的歷史時間段里,他是與秦檜并列的“小人”。


    800年的“古今第一小人”



    雖然在歷史研究領域,歷史事實比歷史評價更重要,但是如果我們把“歷代對王安石的評價”,當做一件歷史事實加以考察的話,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:


    從1127年南宋建立迄今的891年里,有約800年,王安石一直是和秦檜并列的反面教材。


    當我們更進一步梳理800多年來關于王安石的負面言論時,還會發現,對王安石的批評主要是兩類:


    一類是以朱元璋,張居正為代表的官方說辭。


    主要觀點是王安石教壞了皇帝,不遵守“祖宗之法”。比如,朱元璋罵王安石是“小人競進”,張居正在給萬歷皇帝編纂的歷史教科書里說王安石變法是“擾害百姓,民不聊生”。


    另一類則是宋元明清歷代的士大夫們的個人意見。


    他們對王安石的批評,比之明太祖、清高宗要深刻得多。他們不否認王安石在道德上的操守和文學上的才華,但同時認為,王安石越是在道德上有操守,在文學上有才華,越是給宋朝造成了巨大的傷害。


    比如,南宋學者羅大經直接將王安石和秦檜并列:


    國家一統之業,其合而遂裂者,王安石之罪也。其裂而不復合者,秦檜之罪也。渡江以前,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;渡江以后,秦檜之說淪浹土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。”


    朱熹則認為,王安石“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,使不能遂其大有為之志,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”,把神宗皇帝的心術給引導壞了,讓一代本可“大有為”的君主,變成了“禍敗”國家的罪人。朱熹尤其反對用“初心”這種東西來為王安石辯護


    “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卻將砒霜與人吃,及病者死卻云我心本欲求其病,死非我之罪,可乎?介甫之心固欲救人,然其術足以殺人,豈可謂非其罪?”


    相比羅大經和朱熹,南宋浙東學派代表人物陳亮,對王安石的批評則尤為沉痛。在《上孝宗皇帝第一書》里,陳亮如此說道:


    “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,首合圣意。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于朝廷,別行教閱以為強也;括郡縣之利盡入于朝廷,別行封樁以為富也。青苗之政,惟恐富民之不困也;均輸之法,惟恐商賈之不折也。罪無大小,動輒興獄,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;西北兩邊,至使內臣經畫,而豪杰恥于為役矣。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,銳然南征北伐,卒乖圣意,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。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,正患文之太密,事權之太分,郡縣太輕于下而委瑣不足恃,兵財太關于上而重遲不易舉。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,而安石竭之不遺余力。不知立國之本末者,真不足以謀國也。”


    顯而易見,對于王安石破壞北宋前半期限制君權擴張的潛規則、通過變法把君主集權推向頂峰的做法,陳亮是十分反感的。


    另一位中國思想史重要人物,南宋陸王心學的代表人物陸九淵,盡管被當今很多學者認為是“客觀公正贊賞王安石第一人”,但他對王安石的批評,也一點不比陳亮、朱熹少,某些具體問題上,甚至還更激烈。


    在《與薛象先書》里,陸九淵稱:


    “荊公之學,未得其正,而才宏志遠,適足以敗天下。


    在《象山語錄》中,陸九淵又說:


    “讀介甫書,見其凡事歸之法度,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。堯舜三代雖有法度,亦何嘗專恃此。又未知戶馬、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?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‘將欲利民,反以害民’甚切當。


    這些評價,相當于既否定了王安石學術成就(所學不正),又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能力。


    南宋之后,元朝自不必說。元朝編纂的《宋史》,對王安石做了全盤否定:


    “王安石入相。安石為人,悻悻自信,知祖宗志吞幽薊、靈武,而數敗兵,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,未有所當,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。青苗、保甲、均輸、市易、水利之法既立,而天下洶洶騷動,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。帝終不覺悟,方斷然廢逐元老,擯斥諫士,行之不疑。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,變壞幾盡。自是邪佞日進,人心日離,禍亂日起。(《宋史·神宗本紀》)


    到了明朝,士大夫對王安石的批評,比南宋時還要激烈。


    比如,明人楊慎將王安石評為“古今第一小人”:


    “弘治中,余杭有周德恭,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。又曰:‘神宗之昏惑,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;安石之奸邪,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。’此言最公最明矣。”又說:“一言喪邦,安石之謂也。慎按安石之惡,流禍后世有如此。宋之南遷,安石為罪之魁。求之前古奸臣,未有其比。


    到了明末清初,顧炎武、王夫之這些思想家,對王安石的評價,依然極其負面。


    比如,顧炎武認為:


    “后之人但言其農田、水利、青苗、保甲諸法為百姓害,而不知其移人心、變士心為朝廷之害。其害于百姓者,可以一日而更,而其害于朝廷者歷數十百年,滔滔之勢一位而不可反矣。”


    王夫之則認為,王安石比蔡京、賈似道這類奸臣的危害更大。理由是蔡京、賈似道這類人“黷貨擅權導淫迷亂”,神宗這種想要有所作為的皇帝不會喜歡,王安石則不然:


    “安石而為小人,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、賈似道者?夫京、似道能亂昏荒之主,而不能亂英察之君,使遇神宗,驅逐久矣。安石唯不如彼,而禍乃益烈。”


    圖:王安石


    天變不足畏,何事不可為?



    為什么800余年來,諸多學者、思想家,均對王安石抱持一種否定、批判的立場?


    這與儒學的政治理想有直接關系。


    按照秦暉教授的觀點,先秦儒學是反大一統、主張小共同體本位的一種思想體系。儒家的小共同體概念,既高于個人,也高于天下,此即“為父絕君,不為君絕父”。按照這種觀點,為了孝道,可以不去服從國家,我要做孝子,可以不為國家去打仗。“大義滅親”的宏大敘事,在儒家看來乃是鬼話。儒家就是要“親親”高于“尊尊”。后來法家對儒家攻擊,也主要集中在這一點。 


    雖然自漢武帝起,儒家學說即被皇權利用,大玩“儒表法里”,使之稱為覆蓋在法家帝國身體上的一層裝飾性質的輕紗,但先秦儒學中的小共同本位思想,卻也并未滅絕。用秦暉教授的話說,直到宋明,理學中的程朱和陸王兩大學派,仍希望維持儒家的“天命”解釋權,想對皇權盡量做一些制約。盡管這種制約君權的努力絕大多數的時候沒有什么用,但這類嘗試,使得儒家士大夫對“家天下”本質,能夠看得比較透徹。


    以晚清在政治立場上極端保守的劉錫鴻為例。他曾作為郭嵩燾的副手,和郭一起出使英國。與開明的郭嵩燾不同,他一直在公開場合彈劾郭嵩燾“通夷”,并且表現出對英國政體和器物不屑一顧。然而,在私人日記里,卻顯示他對英國當時的政體非常贊賞,并且認為英國人納稅踴躍是因為英國“無代表不納稅”,他還嘆惋,說中國在先秦曾經有過這樣的制度,只可惜“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,政令統于一尊,財富歸諸一人”,“貴官愈多”、“百姓之生路乃盡絕而無可逃矣”。


    劉錫鴻的思想與行為,是一種典型的兩面派。連這樣一個兩面派,私下仍可將英國政體的優點與中國帝制王朝的缺點,看得如此透徹,知道中國的弊病在于“政令統于一尊,財富歸諸一人”,其他更為真誠的儒家知識分子,自然也就不必說了。


    回到兩宋,劉錫鴻能看清的問題,朱熹、陸九淵與陳亮這些大儒,自然看得更清。他們之所以痛批王安石,正是因為王的變法,直奔“政令統于一尊,財富歸諸一人”而去。


    在王安石變法之前,北宋的政治體系中,確實存在過一些制約皇權的因素。此點,王安石在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》曾有提及。


    札子對宋仁宗一朝的政治頗多批評,但同時也承認,宋仁宗朝“非有良將以御之”,但可以做到“寇攘者輒得”——沒有良將,但可以消滅寇賊;“非有能吏以鉤考”,但可以做到“貪邪橫猾,雖間或見用,未嘗得久”——沒有能吏,但貪污腐敗的小人無法在官位上呆得長久。


   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:宋仁宗朝的政治格局,是“立綱紀”與“召和氣”,依靠制度的設置對權力進行制衡和監督,同時精心維護一種和睦融洽的士風和政風,兩者互為依托。在這個體制里,皇帝和執政的宰相集團分享最高決策權和行政權,任何一方都無法擺脫另一方單獨做出決斷和推行政策。政策的決策和執行過程,會受到監察部門的監督和制衡,監察部門可以提出異議、干涉執行過程。這種架構的形成,杜絕了雄主自任聰明、躬親萬事,及其可能出現的失誤和偏頗。


    當然,這種制衡本質上是脆弱的,因為它并非建立在牢固的制度之上(當然,是有一些制度建設的)。其一方面依賴皇帝的自覺,如史書所載,宋仁宗本人“守法度,事無大小,悉付外廷議”,有接受各種權力制衡和監督的自覺;另一方面則依賴“整個知識界的共識”,亦即顧炎武提到的“人心”、“士心”。


    王安石和他的變法,改變了這一切。


    “天變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,是王安石著名的“三不足”變法口號。所謂天變足畏,即天人感應理論,今人多視為迷信,但在中古時代,實是士大夫們用來合法制約皇權的“殺手锏”。祖宗足法、人言足恤,亦是同樣的效用。


    王安石的“三不足”口號,從根本上推翻了這種制約機制。試問,如果天變不足畏了,祖宗不足法了,人言也不足恤了,世上還有什么能約束皇帝?故此,曾積極支持過范仲淹變法的三朝宰相富弼,聽聞該口號后,十分震驚,曾言道:


    “人君所畏惟天,若不畏天,何事不可為者!”


    中唐以來直到北宋的改革思潮中,長期含有強烈的集權專制傾向。政治上所謂的“立制度”,實際上是希望強化中央權力,強化皇權。文化上所謂的“一道德”,實際上是希望用政治權力籠罩、改造文化思想。熙寧五年(1072)宋神宗鄭重提問“經術,令人人乖異,何以一道德”、并命王安石想辦法“令學者定于一”,即是這種集權專制傾向被明確付諸實施之時。


    王安石的變法,在政治上的目標是“政令統于一尊”。這就勢必破壞已有的權力監督與制衡體系(盡管它是脆弱的),皇帝通過變法加強了個人獨斷專行,國家開始集中管制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,相當于將宋仁宗時代營造出的相對開放與寬松的社會體制,又逆轉了回去。


    王安石的變法,在經濟上的目標是“財富歸諸一人”。故而,其變法本質不在“均稅”,而在普遍增稅。雖然高舉著“方田均稅”的旗幟,但旗幟歸旗幟,付諸實踐又是另一碼事。“方田均稅法”1072年頒布,拖到1074年才開始實施,搞了一個月又以天旱為由停下來;此后干一陣停一陣,到1085年,朝廷干脆取消了“方田均稅法”。“方田均稅”落實不下去的原因,其實很簡單:朝廷對“稅負公平”這種問題并無興趣,其興趣在于通過變法為國庫征斂到更多的財富。這也是為什么在“方田均稅法”之外,變法的其他內容,如青苗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,都被執行得異常堅決。 因為后者全都可以增加國庫財富。


    比如,青苗法,按官方說法,青黃不接時百姓可以向朝廷貸款“青苗錢”,這個貸款利率比民間的高利貸利率低,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錢,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貸的盤剝。看起來似乎是很好的政策,但實際操作中,卻變成了“抑配”——挨家挨戶按資產多少進行攤派,無論缺或不缺糧食,都要向朝廷“借”青苗錢,越有錢的人家,必須“借”得越多。這實際上形同朝廷強行向民眾集體放高利貸;民間高利貸利率雖然高,民眾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去借,借貸者終究有限;青苗錢利率雖低,受禍者卻是全民。再如市易法,實是漢武帝當年消滅民營商業的“均輸法”的翻版。朝廷賤買貴賣,“盡收天下之貨,自作經營”,最后連水果之類的商品,都被朝廷“市易司”壟斷。


    王安石的變法,開啟了北宋政治動蕩的閥門。就內政而言,元祐是一次折騰,紹圣是又一次折騰,崇寧則是一次更大的折騰,朝政混亂一發不可收拾。變法后,政治空氣迅速惡化,是非善惡的觀念日漸淪喪,人心風氣有一個明顯轉向。從王安石變法到蔡京專權,國家的管理層徹底分裂,正常的政策分歧變成了黨同伐異的政治斗爭。


   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王安石被知識分子罵了八百年“小人”,并不算冤。


    圖:宋神宗


    參考資料:《大變法--宋神宗與十一世紀》、《中國思想史》、《走出新舊:北宋哲宗朝政治史研究(1086-1100)》、《王安石變法研究史》、《帝鑒圖說》、《象山語錄》、《淺論陸九淵對王安石的評價》、《宋史》、《太史升菴文集》、《日知錄:宋世風俗》、《宋論:卷六 神宗》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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